1987年我分配到村小，全校两个老师，一板之隔睡了一整年 一九八七年的秋天，我刚满二十岁。从师范学校毕业，没有任何挑选的余地，一纸分配通知书，直接把我打发回了老家最偏僻的山村小学。 那时候年轻，心里又骄傲又忐忑。读了三年书，满心以为能去镇上的中心校，风不吹雨打，日子安稳体面。可现实泼了我一盆冷水，报到那天，骑着家里唯一的二八大杠自行车，颠簸了整整两个小时的土路，尘土飞扬，颠得屁股生疼，才终于看见山坳里那座孤零零的村小。 学校小得可怜，就是一栋老旧的青砖平房，墙面斑驳脱落，屋顶盖着参差不齐的青瓦，刮风漏风、下雨漏雨。整个学校算上我，一共就两个老师，十几个学生，都是村里留守的娃娃，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混在一间教室里上课。 另一位老师，是个比我大三岁的姑娘，也是刚分配过来没多久。为了方便叙述，我就叫她阿梅吧。 初来乍到，我心里满是落差。城里读书的开阔、校园的热闹，和眼前冷清破败的山村格格不入。方圆几里都是大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平日里除了学生，几乎见不到几个成年人。村里的土路坑坑洼洼，别说路灯，就连通电都不稳定，一到下雨天就彻底停电，黑漆漆一片。 学校没有专门的教师宿舍，校长是村里的老支书，临时腾出来教室最尽头的一间杂物房，隔成了两个小隔间，给我们俩住。 隔断的材料特别简陋，就是几块薄薄的杉木板拼起来的，缝隙大得能透进光，压根算不上墙。木板后面就是阿梅的床铺，我这边是我的小床，两张床紧紧挨着，中间就隔着这层薄薄的板子。 白天的日子还算充实。我们俩分工搭班，我负责教数学、体育和高年级课程，阿梅教语文、音乐和低年级识字。十几个孩子年纪参差不齐，上课需要轮流照看，我们一个讲课，一个在旁边维持纪律、辅导差生。 山里的孩子特别懂事，也格外珍惜读书的机会。他们没有崭新的书包文具，大多背着缝了又缝的粗布书包，铅笔用到只剩小半截还舍不得丢，作业本正面写完写反面。可上课的时候，一双双眼睛亮晶晶的，直直盯着讲台，认真得让人心软。 白天忙忙碌碌，一晃就过去。最难熬的，是山里的夜晚。 太阳一落山，整座大山就彻底安静下来，静得可怕。没有车流人声，没有街坊邻里的喧闹，只有山里呼呼的风声、远处偶尔传来的虫鸣鸟叫，还有风吹过房顶瓦片的沙沙声。 那时候电力不足，村里每晚八点准时停电。天一黑，整个学校就陷入一片漆黑，我们只能点着小小的煤油灯，借着微弱昏黄的灯光洗漱、收拾东西。 两间隔间只隔一层薄木板，隔音效果为零。我这边翻个身、咳嗽一声、挪动床铺，隔壁听得清清楚楚。同样的，阿梅那边轻轻的动静，我也能听得一清二楚。 刚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俩都格外尴尬。毕竟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墙之隔，毫无隐私可言。 晚上我不敢大声喘气，不敢随便翻身，就连走路都轻手轻脚。怕自己一点动静打扰到隔壁的姑娘，也觉得孤男寡女深夜独处，隔着薄板相望，心里又别扭又拘谨。 我能清晰听见，隔壁的阿梅也格外拘束。她总是安安静静的，好久才轻轻翻一下身，偶尔会传来轻轻的叹息声，或是拢被子的细碎声响。我知道，她和我一样，心里别扭、害怕，还有点手足无措。 大山里的夜晚太荒凉了，孤零零一栋学校，就我们两个年轻人守着。说不害怕是假的，山里常有野兔子、野鸡跑过，偶尔还有夜鸟落在屋顶，扑腾翅膀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吓人。 有好几次深夜起风，狂风拍打着门窗，呼呼作响，窗户纸被吹得哗哗乱响。我能听见隔壁阿梅下意识绷紧身体的动静，呼吸都变得急促。我心里也发怵，但毕竟是男生，只能硬着头皮壮胆。 为了缓解彼此的尴尬和恐惧，每天睡前，我们都会隔着薄薄的木板墙，轻声聊几句闲话。 大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聊聊白天调皮的学生，说说今天吃的粗茶淡饭，抱怨两句山路难走，或是聊聊各自的家乡、读书时的趣事。声音压得很低，轻轻的，在漆黑安静的夜里，成了彼此唯一的慰藉。 那时候条件真的太苦了。学校没有食堂，我们自己搭小土灶做饭，米面都是从家里背来的，一年四季吃的最多的就是咸菜、土豆、白菜，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点肉。冬天没有暖气，山里寒风刺骨，被子又薄，夜里常常冻得蜷缩成团，手脚冰凉。 漫漫长夜，一板之隔的闲聊，成了我们熬过艰苦岁月最好的方式。 有时候停电太早，夜色太沉，我们就隔着木板躺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不用看见对方的脸，不用拘谨客套，心里的孤单和惶恐，都能慢慢消散。 我记得有一次下暴雨，山里刮起了大风，雨点噼里啪啦砸在屋顶上，雷声滚滚，震得整栋房子都微微发颤。夜里漆黑一片，煤油灯也被风吹灭了。 我听见隔壁的阿梅小声颤了一下，明显是怕打雷。 我轻声隔着木板问她：“别怕吧？” 她顿了几秒，声音轻轻软软的，带着一点怯懦：“有点怕，雷声太大了。” 我就躺在被窝里，慢慢跟她说话，讲我小时候打雷的趣事，东拉西扯地闲聊，一点点分散她的注意力。那一夜，我们就这样隔着一层薄板，躺着聊了很久，直到雨声渐小，困意袭来，才慢慢睡去。 现在想来，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纯粹。没有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