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饶金山 毛雅欣】 在一国迈向世界大国的历程中，如何处理实力积累与地位宣示之间的关系，往往决定了其崛起姿态的面貌。 改革开放后，中国采取“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卷入地缘政治竞争，也不愿意过度标榜自身实力。美国在20世纪初也试图置身于欧洲战争之外，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在国会中鲜有支持。 相比之下，21世纪以来，尤其是莫迪治下的印度显得志得意满，在各方面实力尚未成熟之前，就开始追求超乎其既有水平的超额影响力。 在崛起历程中，中美两国都优先考虑自身发展，同时避免过早表现全球存在感。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其实已具备可观的规模优势。在当时的市场导向型发展经济体中，鲜有国家能与中国在市场体量、劳动力规模和社会组织度等方面相媲美。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规模效应内生的巨大潜力已经吸引大量跨国资本。 尽管如此，在美国霸权主导单极秩序的背景下，中国为避免被视为潜在威胁和未来对手，而招致不必要的战略压力，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往往选择“闷声发大财”，以此将外部干扰降至最低，为发展经济、招商引资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也经历过类似处境。美国得益于地理位置的屏障，将主要精力投入大陆整合、工业化和国内市场建设，甚至为了避免过早卷入欧洲大国竞争而开始追捧“门罗主义”战略。 与中美不同的是，印度在崛起过程中始终表现出更为高调的地位追求。独立后不久，开国总理尼赫鲁就宣称，“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此后，历任印度领导人延续了自视为世界主要大国的愿景。这种姿态背后蕴含着更深厚的历史传承：既源于对古老文明的自豪感，也源于民族独立斗争中锻造的政治理念。 莫迪上台之后，印度“赢学”在全球都有了知名度。路透社 但是，印度的现实物质实力并没有跟上。尼赫鲁所确立的重工业优先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实现印度的全面工业化，反而造成效率低下的国企与尾大不掉的财阀并立的局面。印度1991年才开启市场化改革，1998年又因核试验遭受美国制裁。 到莫迪上台时，印度已然面临着更大的障碍：中国早已确立了其作为亚洲发展中国家主导性工业大国的地位。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也早已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并正在争夺投资和产业转移。越南尽管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才启动经济改革，但在制造业和出口方面的发展速度却远超印度。就连起步较低、长期处于印度区域霸权阴影下的孟加拉国，也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产业，推动人均收入赶超印度。 莫迪继承印度历届领导人的“大国愿景”，同时还将此转化为可付诸实施的战略——将外界对印度经济和战略分量上升的预期，切实转化为印度对全球领导地位的主张。莫迪在话语上提出，印度应从“制衡力量”转变为“领导力量”，称印度为“世界导师”（Vishwaguru）和“‘全球南方’代言人”，不断寻求大国应有的尊重与代表地位。 在实践上，莫迪也格外重视将印度推向全球治理的聚光灯下。从2015年发起“国际太阳能联盟”，到2026年主办“人工智能影响力峰会”，印度所追求的国际影响力，已明显超出其当前工业和技术能力所能支撑的水平。 换句话说，印度正在采取一种“先发制人”的强硬姿态，试图以声誉塑造弥补基础能力的不足。莫迪不仅必须让资本相信印度值得投资，还必须让其相信，印度能提供的价值比其区域竞争对手更大。不仅如此，它还希望从西方阵营获得战略支持，包括资本投资、技术转让、市场准入、优惠待遇以及产业和供应链的转移。 在印度的盘算中，要得到这些好处，却只愿支付较低的成本。印度不希望以过重的债务负担或具有约束力的政治义务为代价来换取发展，毕竟以牺牲战略自主权为代价换来的增长，也与莫迪政府“印度更强大、更独立”的国内叙事明显相悖。因此，印度需要资本、技术、产业和供应链，但未必愿意按全额市场价格支付。它更希望获得一个优惠的价格，甚至是一个带有政治考量的折扣价。 要想以更高的估值出售尚未完全开发的资产，印度必须发挥自身潜力，尽早吸引资本。它必须让投资者相信，今天对印度的投资将在未来带来超额回报。它必须让西方各国政府相信，支持印度的崛起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战略投资，即使印度不能给予立竿见影的回报。此外，它还必须让“全球南方”国家相信，即使印度目前尚无法提供实质性物质援助，靠近印度仍将带来更光明的未来。 简而言之，莫迪提前兜售一个梦想和一个承诺。该策略在于利用潜力来塑造预期，利用预期来调动资源并建立网络，再利用这些资源来确保优先权和优待。随后，外部支持有助于将潜力转化为实际力量，最终证明那些最初促成该支持的预期是正确的。即使其他国家并未完全信服，表现出相信的态度仍对印度大有裨益。如果某个国家为了维护双边关系，表现得似乎对印度的未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