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底，台北荣民总医院的病房里，死气沉沉。 一个97岁的老人，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咽气了。 这老头临走前，嘴里只有两句话。 头一句挺沉重：“这辈子，我作孽太多。” 后一句却又露了底：“我不后悔，但我死得有勋章陪着。” 可现实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别说勋章，当局连个像样的追悼会都没给他张罗。 那块墓碑上，光秃秃的只刻了名字和生卒年月，曾经显赫的头衔一个字没敢提，甚至连埋在哪儿都得藏着掖着。 原因无他，这名字在海峡两岸，那就是个没法提的禁忌。 在大陆那边，他是满手血腥的叛徒；而在台湾岛内，提到他，大家都叫他让人骨子里发冷的“活阎王”。 这人就是谷正文。 你要是去翻翻他的老底，准得吓一跳：这个搞了一辈子特务勾当、甚至动过念头要暗杀周恩来的狠角色，早年竟然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 更离谱的是，他年轻那会儿，还在林彪手底下当过侦察大队的队长。 一个拿笔杆子的读书人，怎么就活成了两岸谍战史上最阴毒的操盘手？ 说白了，这根本不是什么信仰变了，就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在乱世这盘大棋局里，为了自己那点利益，下了三次重注。 这头一回下注，得追溯到1935年。 那会儿的谷正文，看着还是个热血青年。 九一八事变那阵子，他跟着大伙儿搞爱国运动，又是当北平学运书记，又是跑去八路军115师当侦察大队长，忙得不亦乐乎。 照理说，只要把这顶“红帽子”戴稳当了，哪怕是熬资历，日后怎么着也是个开国元勋。 可他心里的算盘，打得跟别人不一样。 在他眼里，干革命太苦，理想那玩意儿又太虚无缥缈。 反观北平城里，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把橄榄枝一伸：只要肯卖情报，金条、粮食、舒坦日子，应有尽有。 这是他这辈子头一回算计“投入产出比”。 结果，他眼皮都没眨一下，直接选择了背叛。 从1935年起，他一边顶着北大才子的名头，一边揣着戴笠发的津贴，把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全给卖了。 更绝的是，抗战爆发后，他跑到济南搞抗日宣传，背地里还跟戴笠保持着单线联系。 1941年不幸被日军逮住，换个有骨气的人，要么宁死不屈，要么假意周旋。 谷正文倒好，干脆利落：当场跪下投降，摇身一变进了济南宪兵队，帮着日本人抓中国人。 这下子，他成了个稀罕的“三面人”：明面上是汉奸，暗地里是军统，履历上还写着曾经是共党。 这种“谁赢我都过得好”的投机本事，在1946年戴笠坠机摔死后，又一次救了他。 接班的毛人凤在戴笠的日记里瞧见了对谷正文的夸奖，二话不说，把他视作心腹。 靠着这身“变色龙”的绝活，国民党败退台湾那会儿，谷正文非但没被清算，反而混得风生水起，直接受蒋介石指挥，成了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最锋利的一把刀。 第二次下注，是1950年的吴石案。 这一把，成了谷正文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也是他手上血债最重的一笔账。 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刚逃到台湾，惊魂未定。 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骨头软了，吐出了一份吓死人的名单。 名单里有个名字，让谷正文心里咯噔一下：吴石。 吴石是谁？ 那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挂着中将军衔，是蒋介石身边能看作战地图的重臣。 要想动这样一只大老虎，该怎么下手？ 直接抓人？ 那肯定不行。 吴石位高权重，万一抓错了，或者人家死不认账，谷正文自己的脑袋就得搬家。 就在这节骨眼上，谷正文露出了顶级特务那种阴毒的獠牙：攻心为上，专挑软肋捅。 他算准了吴石是个重情重义的旧派军人，而他的软肋，就是老婆孩子。 1950年2月底，谷正文没敢惊动吴石，而是设了个局，先把吴石的夫人王碧奎骗到了自己家里。 这招数极其阴损：不在冷冰冰的审讯室，而是在家里。 谷正文装出一副“自己人”的嘴脸，跟王碧奎拉家常，谎称证据都在手上了，话里话外暗示：只要承认“交友不慎”，就能保住丈夫的命和官位。 王碧奎哪见过这种谍战的险恶？ 一下子就慌了神。 为了救丈夫，她哆哆嗦嗦地供出了关键联络人——华东局派来的女特派员朱枫。 有了这个口子，谷正文立马收网。 朱枫在舟山定海被抓，吴石在台北的家被抄了个底朝天。 一进审讯室，谷正文那层“斯文”的皮就扒下来了。 面对曾经的长官吴石，他下手那叫一个狠。 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什么损招都用上了，吴石的一只眼睛被活生生弄瞎了。 即便被折磨成这样，吴石还是咬紧牙关，坚称自己问心无愧。 谷正文见硬的不行，又开始玩心理战。 他抓了吴石的副官聂曦，用电刑逼供；收买了司机；甚至把下属王正均的妹妹抓来当人质，逼着王正均在吴石的书房里伪造罪证。 这是一条彻头彻尾、没有任何底线的证据链。 最后，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被判死刑。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谷正文亲自去监斩。 看着四具尸体倒在血泊里，谷正文知道这把赌赢了。 这四个人的血，染红了他的官帽子。 蒋介石对他那是相当满意，直接提拔他管侦防组。 到了晚年，谷正文提起吴石，嘴里蹦出一句挺耐人寻味的话：“承认低估了吴石的意志。” 可他有半点悔意